從「港獨」到「人心回歸」 ／梁文道 2007年6月28日

【明報專訊】既然香港的政治體制和管治手法基本上和殖民時期沒有太大的分別，而這套體制又是如此明顯地不公正不民主，何以當年曾經與之激烈對抗的「愛國人士」不堅持鬥爭下去？中央政府又為什麼不歡迎打出民主旗幟的去殖運動呢？這個問題我們已經爭論過很多年了，而且答案簡單得讓人覺得誰再問下去誰就是笨蛋。

可是仔細再想，這個問題又未必那麼愚蠢，答案也不是那麼簡單。

查良鏞先生前一陣子公開評論香港民主進程問題，他說﹕「大陸沒有民主，香港就沒有民主。」這番話肯定教民主派大為反感，但是司徒華先生難道不也曾多次表達過類似的意思嗎？在我看來，這種說法其實非常準確。原因不是什麼民主政治觀念在中國的傳播和深化問題，而是很現實的制度考慮。

我已不只一次在此說過，「一國兩制」不是種永久的建制，而是有限期的臨時措施，一般認為它的期限就是50年。為什麼我們天天說「一國兩制」如何被落實了，卻很少去問從今算起的40年後的遠景呢？按照《基本法》，香港最終是要實行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的。假設這個目標在2012年或2017年實現了，那麼2047年後又該怎麼辦呢？如果「一國兩制」像個有期限的罐頭到期了，是把香港的特首換成非民選的市長加上市委書記，將已經普選的議會變成現有的人大會議？還是屆時內地省市級別的行政區域也推行了某種形式的雙普選呢？

除了這等體制變革的複雜理由使得中央政府不願香港在民主普選的道路上走得太快，另一個理由或許就是張炳良前一陣子所說的「港獨」了。對許多港人而言，港獨是很不可思議的天方夜譚，大家更不明白追求民主和港獨怎麼會拉上關係。可是從北京的角度看來，這種擔憂卻是很實在的，而且一直與香港的民主化聯繫在一起。

例如被譽為香港戰後第一次政改試驗的「楊慕琦計劃」，曾經是香港開展民主進程的希望。過去一直有個傳聞，說這個計劃遭到當年中國政府的激烈反對，因而胎死腹中；可當時的倫敦真的就會為此卻步嗎？還是因為考量到日後管治的難度與剛剛上場的冷戰所帶來的複雜國際局勢呢？儘管這個傳聞的可信度不高，但北京的態度仍有蛛絲馬可尋。10年前為了迎接回歸，中央電視台拍過一套大型紀錄片《香港百年》，裏面是這麼描述「楊慕琦計劃」的﹕「讓華人參政並非楊慕琦的終極目的，這位港督曾開誠布公地宣稱，『楊慕琦計劃』旨在培養港人的所謂歸屬感，即抵制回歸中國，心甘情願留在英國統治下。但即使是這樣一個居心叵測的改革，只因表面帶有民主色彩，最終還是難逃被束之高閣的命運」(見王宏志﹕《歷史的沉重》頁115)。這也是內地文獻關於「楊慕琦計劃」的一項共識，即任何帶有民主色彩的政治都會強化港人對香港的認同感，從而使他們抵制甚至抗拒回歸中國。

同樣的想法，也出現在彭定康政改方案引起爭論的時期。當時中方也認為「如此發展下去，幾年後英國是『還政於民(港人)』而不是『還政於中』」(見前引書116頁)。換句話說，香港的民主化從來都有「港獨抗中」的危險，因為民主政治必然會讓選民更加認同他們選出來的領袖以及這個地區，而非(不經選舉產生的)中央政府和整個國家。所以03年7．1遊行的口號「還政於民」才會叫部分「愛國人士」這麼緊張，因為這等於是港獨意識的浮現。所以每當民主派有人赴外游說，希望國際關注香港民主問題，都會惹來勾結外國的謾罵，因為這讓人想起楊慕琦和彭定康這些英國人的「陰謀」。

因為「一國兩制」的未來演化，中央對港獨和失控的疑慮，以及眾所周知的中共政權特質，故此香港在政治體制上的去殖不只難有寸進，甚至難以啟齒。剩下來的唯一出路似乎就是「人心回歸」了，也就是「親中派」總是試圖叫大家信服的–「要民主就要先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所以推動愛國教育和國民認同絕對不是無關民主宏旨的事情，恰恰相反，它是民主化的必要步驟。「親中派」相信只有在香港人百分之百地認同自己的國家之後，中央才能打消對港獨的恐懼，雙普選也才有一點實現的希望。

問題是香港人真的不夠愛國也不夠認同自己的國民身分嗎？雖然有許多調查指出仍有不少市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多於中國人，也有許多學者(例如馬傑偉)從各種角度精細地闡釋香港人抗拒中國認同的原因；可是我以為這並不算一個太嚴重的問題，甚至可能像陳冠中所說的，是個「偽問題」。因為這類調查並沒有深入探討受訪者在何種層次上定義「中國人」與「香港人」，你拿這組問題去上海調查，說不定也有部分人會覺得自己是上海人多於中國人。人的身分認同是多層面的，國籍與城籍的認同不一定是衝突的，正如一個人不一定硬要在母親與妻子這兩種身分上排出先後不可。

毋庸贅言，以移民為主的香港社會一直保有某種中國人的身分自覺。和某些至今仍在市面流傳的內地書刊所說的完全不同，殖民地教育根本沒有教香港人認同英國效忠英國。在殖民統治末期，倫敦更幾乎像一個不存在的首都，而香港則是一個看不見殖民主的殖民地。當時絕大部分的學生都學過中國歷史，反而教授英國史的學校則如鳳毛麟角(如果有的話)；隨便在街上捉一個人來問，有多少人知道什麼叫Magna Carta，又有多少人聽過Oliver Cromwell呢？這正是殖民統治的精髓，基本上不去觸碰香港華人的民族意識，也不積極推行國民教育，如此方能維持統治者的中性色彩，便於管治。到了六四事件這次香港的「民族主義復興運動」之後，港人的民族認同更被推到了另一層次。

所以在香港搞愛國教育，如果光談中國歷史的偉大和文化的光榮，其實是件很無聊的舉動，因為香港人大都不會對中國歷史一無所知，更不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現在的愛國教育好比我的父親每天早上都要提醒我﹕「你要記住，你是姓梁的，你的爸爸也是姓梁的，你爸爸的爸爸還是姓梁的……」假如我的父親天天這樣教訓我，我一定會帶他去看醫生。我們又為什麼老要教一群中國人去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呢？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這種認同是否少了一層國民認同的層次呢？香港人的愛國是否只是一種文化上的感情(所謂「血緣」感情其實也是文化建構的成果)，而非包含政體在內的政治社群認同感呢？我想大部分人都覺得事實的確如此，但原因除了老生常談的歷史因素之外，其實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制度條件，那就是「一國兩制」造成的隔閡了。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兩會期間，幾乎全國新聞媒體都把有關新聞放在最顯著的位置，只有香港才會把它丟在「中國版」，排在港聞之後。不只如此，大部分港人恐怕也弄不清楚兩會到底在討論些什麼。由此看來，香港人似乎真的很不關心祖國，把自己城市芝麻綠豆的小事看得比全國矚目的爭議還重要。然而，兩會談出來的結果對香港又有什麼實質影響呢？幾乎沒有。再重大的中央決策其實也跟香港人的日常生活無關，取消農業稅影響得了香港嗎？通過物權法呢？修改納稅人個人報稅辦法呢？所有這些最影響內地百姓最切身的政策變動都影響不了香港。既然大家根本活在截然不同的體制底下，又怎可能產生真正休戚與共的政治社群歸屬感呢？就算教導學生認識國情學習國家法令和制度，他們也只不過是「得個知字」。

香港人明明還活在一套殖民體制支配的社會裏，但中央政府卻對徹底去殖的民主運動深懷戒心。它害怕港獨，害怕香港人的國民認同感太差，於是特區政府和親中派想方設法搞教育。但文化歷史教育對許多港人而言淪為了重複得令人厭倦的套話，真正實際的政治認同教育卻受限於「一國兩制」變成了一種不及身的知識。這真是一個充滿諷刺意味的歷史困境，大家10年前談的是「主權回歸」，現在講的是「人心回歸」，而「去殖」就一直卡在中間進退不得。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